依上三者观之，则法学实含有道理、正义及公平之意。
《汉书·惠帝纪》也有这个用语，且汉律上已经用了。北魏元孝友请对于无子而不纳妾的人，科以不孝的罪。
明清律《户役》篇同有脱漏户口条文，处罚较轻。试看商鞅相秦，以五家为伍，十家为什，一家有罪而同伍同什的家不纠发，便要连坐，就是视家为编组单位的显例。绣像《列女传》载王裕因罪拟绞，其妻周氏女伏阙上书，请代夫之罪，上哀其情词怆楚，赦裕之罪俾其归养;林圮以慢亲王罪拟死，其妻李妙缘上书请代，上免圮罪，仍复其职。这在同居用语上又可看出今昔异致，追其根由，仍然不外家族制度的观念所致。即，招婿养老的，仍立同宗应继的一人，承奉祭祖，家产均分。
番户就是罪人家属更番执役的户，杂户就是工乐杂户，太常乐人诸厮养户。是纳税报税的责任归于家长，自汉已然。单把婚娶这事来讲，家长不但有权可以干涉，简直是把当事人的意志置于不闻不问的地方了!这种的缺点，别国原也有的，不过在廿世纪的法律中，绝对不能容它的存在。
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在征服后的二世纪间，国王之大法官，遂得统一各地的惯习法，制定单一法律;同时并成立国王法院，以控制各地方法院之分裂裁判权。依予所见，法律与民族关系的问题，可分为两方面考察，即:①自法律现象之能动方面，考察法律对于民族性格的形成性问题;②自法律现象之受动方面，考察法律对于民族性格的联系性问题。依此以论，则法律对于各民族的性格，其必具有联系性，自不待言。
在研究本问题之先，于世界法可能论者与民族主义理论的哲学者，对于法与民族性格形成性的关系，尤其对于民族概念的理解，特撮要述之。且不仅世界法可能论者，对国家的法律观，为以上所述之反对而已。
而且在法律学方面，更产生所谓抱持法典，以文理及论理的注解为尽能事之注释法学;及产生漠视社会实际生活状态，不问法制目的，惟认国家的法，为自足完备体的概念法学。世界法可能论者，遂以国家的法律观，虽在政治方面，大体有裨益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之成立，并使此项国家，利用其整备的组织，收统一国内诸习惯法的功效，完成国家编纂庞大法典的事业，不无可宝贵的历史。故欲期民族生活的健全，改造民族的性格，不能视为法律的任务，纯属法律外的宗教，道德，艺术的力量。如此，则法律支配，非行使暴力，法典编纂非凭空创造;更申言之，从法之实质观察，法乃民族精神的结品;从法之形式观察，法乃国家权力的象征;在此种意义下的法律，直是民族精神与国家权威的融合体，攻击云乎哉?诋诽云乎哉?更就法的概念论之。
然就亚非两洲之地图论，其原来属于回教法系或印度法系者，固尚保存其一部于混合的或集合的形式之下，则罗马法系与英美法系势力所及之处，究未尝使其地完全罗马法系化或英美法系化者，固触目皆是也。彼又以人类亦自然界的一部。若究其反对之故，予敢断言其系由国家的法律观，以主权为万能，未尝顾及实际生活的潜力。此固已惹起一部分法学者的注意，究不能否定国际法必经国家主权之承认而始发生效力之事实，予是以仍主张法为民族的法，更为国家的法也。
否则，若以法单纯为民族的法或国家的法者，皆属不能构成现代的有权威的法之观念者也。人类对于神之关系，固无论矣。
其任务则以讲授生徒为主要。否则，不顾民族特殊的性格，换言之，不顾特殊的民族的精神，惟事盲目的继受异民族的法律文化者，是不自珍惜其民族特殊的文化，即亦不能巩固其民族特殊的性格，此种民族，即亦不能保持其独立自由的存在。
三、法律与国家予于以上，说明法律为民族的法矣。尚有应注意者，即第13世纪大法官布雷克顿(Brocton)氏，所著之《英吉利之法律及惯习》一书，此为在英国有法律教科书之始。技术当应用自然法则的原理，是固不待论之事，例如社会技术中之教育方法，应用心理学的原理，又物的技术，应用物理学或化学的原理即是。此等移住各民族，各挟其惯习法以俱来，于是各地惯习法，呈纷然烦复之观。予以为皆非无的而放矢。进入专题：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中华法系 。
故其书销行甚广，其于英之法官，奏统一英国惯习法的伟绩，此诚为有力的资料。是据霍氏之主张，法律不过国家权力之表现。
予于以前，既说明民族性格之作用矣。此又法律有创造民族性格及养成民族意识的功用之说也。
假令如予之说?法律为国家的法，同时更为民族的法。然在刑法改正运动中心地的德意志，对于自己1925年乃至1930年的《刑法草案》，今已完全放弃。
则国家的法律观，在世界法可能论者目中，是既阻法律的发达，亦有害于法学思想的进化。吾人主张法律对于民族性格之联系性:易言之，法律应带有民族的特殊色彩，而为民族的法者，遂亦于是可求得其结论。故民族性格，民族意识，皆以精神的因素，占优越的地位。谓予不信，试观英吉利法典之光荣历史，即可知已。
此亦非至难而不可祈求事也。盖法在文化未开化时代，大部以惯习法的形式表现之，于斯时也，历史法学派的法律观，诚含有充分的真理。
子未见现在民族社会有一共通的普遍妥当之理性，以为个人行动的标准。予于人类社会生活中间，有当为与存在的法则对立，所见与世界法可能论者，原非异趣。
顾怀疑者谓:法为民族的法者，则是以法为由民族精神无意识的产生之物;法为国家的法者，则又以法为由国家主权者有意识的创造之物。迨后16 世纪之科克(Coke)氏，于罗马法尤为强烈的反对，其所著法经，计分四卷，均为论证普通法之书籍，后起法学家，率奉之为圭臬，是亦大有助于普通法之进步。
至于柏喀氏以《大不列颠宪法》，为英吉利民家的天才及其历史经验的最高之具体表现，其以法律具有为民族遗产的尊严，足以助长或养成其民族意识，又不待论。乃提倡法律文化，无论为固有的，为继受的，皆宜站在保存或发扬民族特殊的性格，而使民族得争生存于现代民族分立之秋之立场，以决定取舍之标准。英吉利在诺尔曼人征服以前-即自第5世纪中叶迄第11世纪中叶，由格尔特人，罗马人，丹麦人，从欧洲大陆北部，移住此间。惟于此先须说明者，吾人主张法律应有对于民族性格的联系性，非故步自封，在法律文化方面，提倡闭关主义，或复古主义。
如此，犹以法为民族的，为国家的，又岂非显然抵牾事实?以上所举例证，固为反对法为民族的为国家的者，所持为强有力的理由，惟是决不足以动摇吾说。概言之，一民族由多数人种构成，或同一人种，构成多数民族者，此现实之状态也。
如康德(Kint)，则峻别法律与道德的思想，从法律中剔去自然法的伦理的要素，而以法律专属于国家。然当此场合，所谓技术之本质，非指此等心理学的，物理学的或化学的原理之自体，乃在考虑此等原理如何为一定目的，而为有效运用的合目的性。
二、法律与民族法律与民族的问题，即研究法之民族性的问题，亦即法律应否带有民族的特殊色彩的问题。当是时，西欧诸国，罗马法的研究热复兴，而英国法不为所左右，能保持独立的基础者，乃此王国的普遍惯习法-一即普通法，能为英人所爱护，抗此文化上侵略的潮流故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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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以一人则一义，二人则二义。
五谷不时，果实未熟，不粥于市。
设司市为市官之长，司致刑度量禁令。
他们大部分是大学教授，少部分是律师。
孟夏之月，断薄刑，决小罪，出轻系，后世的热审，就是以此为发凡。